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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杨二酉行书晋祠外八景诗屏。刘嘉鑫摄

丢下自己的小孩去追求爱情，可耻可恨吗？

　　本报记者陈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年轻一代的中国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古代中国的汉学、文学和语言等，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网游也更加关注。这一方面显示出世界中国学代际传承的良好态势，另一方面将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原神》圈粉，为中国学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课题

　　如今说着一口流利中文，来自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的汉语教师白兰坦言，与中国和汉语的缘分纯属偶然——上大学期间，她选修了一门汉语课，慢慢被这门语言的魅力所吸引，然后旁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其中，文学是白兰最感兴趣的领域。但与前辈汉学家更关注中国的古典文学和哲学思想不同，白兰更喜欢那些与中国当代社会紧密相连的当代文学。她提到，莫言、余华等当代中国作家的小说在西班牙非常受欢迎，她也正在致力于把中国的优秀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我觉得文学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工具。通过文学，其他国家的人们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并且是以非常悠闲的方式”。

　　在白兰看来，正在中国涌现的一些新兴文化现象，也为中国学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课题。比如，她提到上海企业米哈游出品的游戏《原神》，游戏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西班牙的年轻人群体中非常流行。“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但它也是现代的，在很多方面做新的贡献和发明，值得我们去研究。”白兰这样说。

　　“在我们国家，前辈学者们对中国的兴趣大多聚焦在传统文化和历史学，而我却对当代中国感兴趣，尤其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政治学是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副教授吴安平的主攻方向，他试图弄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根植于当代中国实践的政治理念的具体意涵，以此帮助菲律宾的人们更加了解中国。“在菲律宾，政治学家们主要研究英国、欧洲、东南亚地区，研究中国是我可以为我的国家所提供的新贡献。”在他看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坚定了发展中国家“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在菲律宾，我们也可以搞一个‘菲律宾式的现代化’，因为我们知道了中国可以，我们也可以”。

　　吴安平表示，与前辈学者们只能通过国外的文献材料来了解中国相比，得益于如今更开放的环境，他很幸运作为年轻一代的他们能够来到中国，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疫情期间，他就身处武汉，武汉在短短几个月内从沉寂到重新焕发生机，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城市发展的韧性和活力。正是基于这些亲身体验，吴安平说，“我们的论文报告也许无法反映真实的中国，但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对中国更加细致和复杂的理解。”

　　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世界，研究世界的最前沿和世界的未来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权衡指出：“随着中国学内部的代际转换，资深的中国学家与青壮一代的中国学家们关注的议题、研究的视角也存在不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所所长沈桂龙看来，世界中国学的蓬勃发展正凸显世代力量的变化。他认为，青年中国学研究力量的壮大，是对资深汉学家群体力量相对削弱的对冲，不仅仅欧美中国学研究的重镇，青年一代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在增多，过去号称“中国学荒村”的非洲和拉美地区，中国学研究力量也在壮大。这显示出世界中国学代际传承的良好态势。

　　值得关注的是，沈桂龙认为“这部分崛起的中国学专家，不仅改变了中国学分布的区域格局，还在影响中国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式。他们对中国研究的内容已不再局限于古代中国中的汉学、文学和语言等，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等也更加关注。”这也从一定侧面说明世界中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国学的差异。

　　此外，世界中国学的青年一代，在研究方法上更加多元，开始运用社会学的最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并更加重视实践观察的多元视角和持续性跟踪。这在参加“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新一代海外学者的身上可以印证。比如，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写作指导员埃琳娜曾深入云南农村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了解茶文化及其背后的悠久历史，这激励她进一步参与跨文化交流活动。又如，约旦安曼市政府文化事务顾问萨米尔认为中国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度。2007年首次到访中国后，他开始耕耘在跨文化写作交流的土壤中，撰写了《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等书籍，深入研究中阿关系，并积极组织参与两国友好交流活动。

　　“与老一代学者相比，年轻一代的中国学研究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提出了他的观察与思考。首先，年轻一代的中国学研究逐渐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思考，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自己，所谓“中国研究”不是研究中国内部，而是以全球的视野，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中去把握中国的发展道路。其次，中国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更加本位化。比如，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当然有着很强烈的中国特色；瑞典学者研究中国，也会从中瑞双边关系的角度去研究。其结果就是中国学研究的更加多元化，不再像过去中国学研究的权威在美国和欧洲——其特点基本决定了全球研究中国学的基本方向和定量。当各国都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去研究中国学，这就使得中国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立体化。第三，研究中国更加具有全球意义和世界意义。在过去，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中国；而现在，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世界，研究世界的最前沿、世界的未来。世界对中国理解的深刻化，实际上也折射和代表了人们对于世界、人类、文明理解的深刻化。

　　非洲中国学正在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中国学发展值得关注的版图。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中国学的重要力量，涌现出更多学习中文的群体，以及更多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学者。

　　——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埃塞俄比亚前总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身在韩国的我之所以对中国产生兴趣，主要是希望通过借鉴中国去反思韩国。而现在的中国学，则需要整个半岛和中国互相借鉴，相互参照。当然，不仅是韩国，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中国学都会起到同样的作用。为此，我们首先要培养‘聆听的能力’，也就是要深入地去‘聆听’对方，由此反思自己以往的认识，进而升级自己的认识。我相信，如果‘聆听的能力’得到有效发挥的话，那么能够孕育出‘另一种普遍文明’，‘共生的中国学’也将会应运而生。

　　——白永瑞(2023中国学贡献奖获得者、韩国延世大学荣誉教授)

　　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一套正确讨论礼仪、规则和一般规范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增强了中国人的能力，使之可以应对日新月异的环境、坚持不同选择以及能够等待适当时机做出决定。此外，中国人的基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主要特点是，能够用出世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并不失幽默和风趣。

　　——施寒微(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

　　就中国而言，西方社会科学忽视了与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相关的话题，譬如儒家家庭伦理思想。因此，中国学有助于促进社会科学的变革，丰富社会科学的内涵，实现‘去中心化’。

　　区域研究与中国学始终在不断变化。其中一项重要变化是中国学正在逐渐走向全球化，而不再只是集中于西方的研究领域。

　　——雷切尔·墨菲(牛津大学中国发展与社会研究教授) 【编辑:刘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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