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国学大会｜日本学者：不能用既有理论去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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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每经实习记者 郜元绿 摄

　　澎湃新闻记者 陈沁涵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5%，日本城镇化达到这一水平是在1960年代。那么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中国还有很多人会流入城市，城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丸川知雄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道，“中国可以避免像日本陷入‘失去三十年’的危险，避免的方法是让更多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丸川知雄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到现在近40年，他做研究的习惯就是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他曾在1990年代到访浦东开发办公室、考察山东的乡镇企业；2020年代曾去深圳华强北看翻新机销售点、到温州柳市镇参观电器市场；近些年更是频繁往来于日本和中国，穿梭于北上广和其他省份，探索和发现中国社会的变化。

　　令丸川知雄记忆深刻的是，他1994年到访上海时参观了不少企业，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浦西，其中只有一家名为“上菱”的电冰箱生产工厂在浦东。彼时他第一次坐船到浦东，“当时上菱是一家国有企业，有一定的活力，我很感兴趣。”参观完之后，丸川一行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拜访了浦东开发办公室，他还记得工作人员热情接待，并向他介绍了浦东开发的构想。

　　“浦东的变化很大，从那时候我走的土路发展到现在的样子，像做梦似的。”丸川感叹浦东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11月23日，他参与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组织的活动，走进上海的大街小巷，在浦西又发现了一些“新鲜”事物。

　　在上海浦西的五里桥街道，丸川接触到一个个富有烟火气的社区，走访了青年公租房、特殊教育职业学校。他第一次看到老住宅加装电梯，想到日本也有许多没有电梯的四五层老公寓，却还没听说过有加装电梯的提议，一方面是建筑上的法律规章限制，另一方面其中的住户大多退休，或许无财力分摊高额的费用。

　　丸川长年观察和思考中国各行各业的沉浮，著有《现代中国经济3—劳动市场的地壳变动》、《现代中国工业：崛起中国企业的强与弱》《中国梦：大众资本主义改变世界》等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不能用既有的理论框架去理解，应该先去了解中国对自己的解释是什么，然后将它翻译成外界可以理解的话语。”丸川知雄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虽然“中国学”这个词开始听起来有点不习惯，但是需要去了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模式不同，该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日本学者如何理解“中国学”？

　　澎湃新闻：您在什么契机之下接触和从事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工作？

　　丸川知雄：1985年我还在读大学本科，那时候第一次到中国旅行了一个月，从最基层接触中国，然后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之后在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开始研究中国，2001年到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专注于中国经济研究。今年，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受{9川和平财团日中友好基金的委托设立了名为“中国学计划”的研究项目，我参与到了其中。

　　澎湃新闻：作为日本学者是如何理解“中国学”的？

　　丸川知雄：中国现在主动开设了“中国学”，让我想到苏联解体时，大家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会趋同，向同一个模式发展，即自由的市场经济，当时外界认为中国也可能会向这个方向发展。而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晚会成为市场经济，但是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而且中国开始更加主动地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所以我认为需要用另一个模式来看待中国，要了解中国对自身的解释是什么，然后我们应该把它翻译成大家可以理解的框架。

　　澎湃新闻：从外国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学”如何更容易让全世界理解？

　　丸川知雄：从我个人角度来说，2018年到2019年的时候，相信中国经济中私营份额占比会越来越大，国营部分会减少，但是现在对此判断有所动摇，我对中国的理解也不够笃定。与此同时，中国这些年出现了很多新词汇，比如中国式现代化，我还没有完全了解它的定义是什么，让我们有一些困惑。而我们所了解的框架是，要么资本主义要么社会主义。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的产业政策，过去的5年规划中有很多数据，现在政策中的文字表达越来越丰富了，但是不同用词的实际意义，还需要进一步去理解。

　　澎湃新闻：中国语言博大精深，不同用词存在微妙的差别，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正是提供了一个可供各国学者共同探讨的平台，就您的角度希望更多谈论哪些问题？

　　丸川知雄：我比较关心产业政策，比如政策用语中“加快发展”和“重点发展”的差别是什么，是否都意味着政府支持这些产业发展，如果能确定，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一些。

　　从多角度看中国还是有潜力的

　　澎湃新闻：日本是近代亚洲唯一实现了“近代化”的国家，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从日本的经济发展经验出发，怎么看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

　　丸川知雄：中国经济应该还有15年至20年的中速增长时间，从很多角度可以看到中国还是有潜力的，比如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5%，日本城镇化达到这一水平是在1960年代。那么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中国还有很多人会流入城市，城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可以避免像日本陷入“失去三十年”的危险，避免的方法是让更多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国的低收入人群在住房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这些都是潜在的需求，潜在的发展空间。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应该更多发挥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承担更多责任。

　　日本最重要的经验是战后60年代到70年代，城镇化高速发展，同时从农村到东京的人们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就业和住房，所以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我认为中国也在走这样的一条路，如果能够继续走下去，还将有15年到20年的中等发展时期。但是如果不能继续走这条路，可能会走入拉美化路线。

　　澎湃新闻：中日同为东亚国家，虽然国家体制不同，但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相似性。日本有可供借鉴的发展经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何瞩目之处？

　　丸川知雄：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优势是创业精神，2015年起推动的创新及创业政策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去年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到了这一点，这是非常令人欣赏的说法，在创业精神方面日本远远不及中国。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创业，也有这样的社会氛围。

　　在过去10年，中国吸收新概念和采用新商业模式是比较快的，比如共享单车、网约车，当这样的新兴产业出现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政府是容许的态度。如果在日本，出于对街道管理等带来的问题，政府不会容忍，而且社会上对于接纳新兴产业的声音还比较弱。

　　澎湃新闻：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迥然不同，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如何携手应对？

　　丸川知雄：气候变化是我们面对的共同挑战，比如在新能源领域，两国可以在电动车产业方面进行合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是竞争关系，但是有共同利益，如果两国能够统一充电标准等，进行市场上的对接，将会带来很大的便利。现在日本已经有很多城市引进了比亚迪的电动公共汽车，将来可能还会在电动卡车、自动驾驶方面进行合作。此外，中国在5G方面的应用，对于日本来说也有合作的空间。中国的很多新技术，尤其是通讯方面的新技术走在前面，不应仅从竞争的侧面来看，还有很多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

【编辑:刘阳禾】